婚姻家庭

多少人被困在了婚姻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里？

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与Clark Olofsson，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行动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，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并表达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反而有所照顾的感激，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。更甚者，人质中一名女职员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，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。

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，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料的心理活动错综转变下，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。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，他们想要了解在绑架者与遭挟持的人质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，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案的一宗特例，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而后来的研究显示，这起研究学者称为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的事件，令人惊讶地普遍存在着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又称人质情结，是指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。从本质上说，也是绑架者在具体绑架过程中驯服了人质。

心理研究表明，面对生活中的挫折，人的心理会有一个自动保护机制在起作用，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，藉此度过难关。常见的心理防御有合理化、压抑、选择性遗忘、幽默、升华等等。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，体现更多的则是合理化。而情感上会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的人，若遇到类似的状况，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它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：（1）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；（2）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；（3）人质所获取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“一面理”信息；（4）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。

我们综合分析就会发现，实际上，劫匪或者施暴者相当于给人质设置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监狱，四处都是高墙，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，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掌握在劫匪身上。人质不可避免地会对他们产生依赖，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，而如果劫匪能够给处于这种心理焦虑的人们提供一点恩惠，哪怕很微小，让他们能够活下去，那已经会在人质心中产生感激之情，想当然地感恩他们，甚至想要报答。他们完全忘记了是谁把自己投入了这样的监狱，他们最终将安于这样的被控制和胁迫。

在爱情与婚姻中，这样的情结也很常见。在相对封闭的情感世界中，你最依恋最忘不了的人往往不是那个对你最好并有求必应的人，反倒有可能是那个伤害你最深的，践踏你的感情最严重的人，当然这个人也曾经对你有过那么一丝丝的温暖。

我们常常会发现，特别容易患上这种病症的人，一般内心都比较脆弱。他们情感上喜欢依赖他人且容易受感动，他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没有能力把握底线，当自己的基本利益和情感受损的时候，唯一想到的就是自怨自艾，自甘沦落。

所以，比家暴更可怕的是被自己关进了监狱。

从此，她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带着镣铐的囚徒，蓬头垢面，仰人鼻息，把决定命运的权力交给别人，让别人主宰她的一切，甘愿做傀儡，做附庸，做没有思想、没有主见的依附型顺民。

也许，糟糕的婚姻就像一座漆黑的巴士底狱。

一开始，也许你觉得是这个男人把你投入这座监狱，但是很快，你的顺从适应了这样的生活，然后你就依赖上了这样的囚徒生活，在那黯淡无光的小小的牢房里，你萎缩了需求，屈就了自尊，活得像卑微的蝼蚁，最终走向了毁灭。

帕斯卡尔说：人是会思想的苇草。说尽了人的脆弱。所以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轻重不同的斯德哥尔摩症候患者，谁都会在生死高压和恐怖暴力之下，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屈从，但是，那是在自救的危机时候的不得已的选择，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还能思想，所以切不可让它变成生活的常态，并且让自己沉溺这种境遇而不可自拔，甚至走到毁灭的道路。

婚姻不该是黑暗的监狱，没有谁该放弃自己反抗的权力，自甘惨死狱中。

不是我们不想同情弱者，我们同情渴望和努力变强的弱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