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释制度理论研究及我国立法完善之构想
经过一定期间而使刑罚宣告当然失效之法律制度。如名例二十一：“诸除名者，官爵悉除，课役从本免：六载之后听，依出身法。若本犯不至免官而特除名者，叙法同免官法例。免官者，三载之后，降先品二等级。免所居官及官当者，期年之后，降先品一等叙……其免官者，若有二官，各听依所降品叙。”唐律中所谓之“六载之后听叙”，即指六年后才
能开始任官，若犯除名者，年满之后，也可改叙，但只能依选举令规定叙阶，并使刑之宣告归于消灭。由此可知，唐律间接承认复权之事实，然而由于一般平民在公法上所享受的权利几乎等于无，因此唐律中此种使刑之宣告消灭制度，仅仅适用于身份特殊之官吏，并不适用于一般受刑事宣告者。尽管唐有类似假释规定，但是直至1911年《大清新刑律》第66、67条，对被判处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之囚犯，规定于执行一定刑期后，经监狱官申达法部，准予假释。及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《暂行新刑律》，其中第66条规定“受徒刑之执行，而有悛悔之实据者，无期徒刑逾十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，由监狱官申达法部，得许假释出狱。但有期徒刑未满三年者，不在此限。”现代假释制度至此方为我国采行，此后几经修正，发展成台湾现行刑法第77条。中国革命史上，假释规定可见诸于抗日时期各边区之刑事法律文件中。解放战争期间乃至建国初，假释主要用于较轻的刑事犯罪，对犯反革命者原则上排除适用，1950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》(草案)第30条对假释也有粗略规定。正式立法则是1979年公布、1980年1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。其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，借鉴他国立法例后，在第74条以下对假释作了相对系统科学的规定。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典仍沿用下来。
假释概念，各国学界说法不一。在日本，假释是假出狱和假出所的总称;欧陆国家称“附条件之自由”或“附条件之出狱者”;英国称“假释票之发给”，学理上称“附条件释免”或“附条件之释放”，在美国俗称“假释监督”和“假释释放”。
在我国，假释制度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在执行一定刑期以后，由于确有悔改表现，不致再危害社会，而附有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。
假释制度从其雏形到立法，已日臻成熟，但由于其发展受各种因素纷扰，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，使得假释制度进步迟缓。调查及研究发现，因立法规定经常变动，假释条件宽严不一，规定不尽科学合理，实践中难以掌握操作，再加上执行上存在错误倾向，出狱监督管束不力，再犯率居高不下，已严重影响假释功效的正常发挥，从而偏离了刑罚执行的预期目的。鉴于此，笔者试从假释制度理论基础及功能着手，理性分析我国假释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，探究该制度本身及司法适用上所留下空间，以期能为我国假释制度的再完善作出切实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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